赵世瑜ldquo新江南史r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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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所谓“新江南史”就是试图讲述曾经的江南水乡如何成陆，更侧重水上人上岸的历史，或者江南社会的形成史。在地理学或环境史意义上的江南水乡成陆，当然是这个话题之中的应有之义，但这些领域的学者已经做出许多出色的研究，而我对此又是外行，故无须在这本小书中置喙。江南市镇史当然也是这个历史过程中很重要的部分，但同样也已有很多学者做出了出色贡献，特别是其内容之丰富，本书完全无法容纳。因此这里的江南水乡成陆史，虽然必会涉及上述两个方面，但只是试图拉出一条被水面割裂得支离破碎的孤岛人群如何形成一个相对整合的社会的线索，这个过程当然与环境变迁过程密切互动，市镇也几乎可以说是这个整合社会的核心或表征。石桥村南宋古桥已有不少学者使用离散社群（diaspora）这个概念研究散布于世界各地的贸易人群（比如华人华侨）。这并不一定是指同一族群，而是指构成某一社会网络但在空间上离散的共同体。研究者们通常在研究全球性贸易特别是海上贸易时使用这个概念，因为在全球史的尺度上，海洋将陆地隔离开来，同时也将文化隔离开来，商人、传教者等才能成为真正离散的社群。在一个较小的尺度上，任何由江河湖泊将陆地割裂得比较破碎的地区，也都会存在这样的离散社群（比如历史上江南地区的商人和水上人），并对这类区域的结构过程产生影响。在这里，我试图借用这样一个概念，将江南社会历史的结构过程视为一个从离散社会到整合社会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清晰地表现在江南的地理景观上，更突出地表现在人们的能动行为上。这个过程又不仅出现在江南的历史上，也同样出现在珠江三角洲从桑基鱼塘到沙田开发，再到今天的大湾区建设的历史上。有学者对diaspora这个概念在跨国移民研究中的价值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其总结性观点有三个。一是这个概念最初是关于跨国移民及其与自己祖国关系的分析框架；二是这套话语体系已成为一种综合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三是中国学者的海外华侨、华人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与此有类似之处，也有所不同。由于这个概念率先应用于犹太人研究，所以通常被用于对离开故国或故土的、散居海外的人群的研究，甚至被推广到所有的失去故土或跨国界的人群。因此，在目前的研究中，diaspora只用于曾经拥有故土或故国的那些人群，也就是中文翻译中的“离”字所具有的含义。对于水上人来说，使用这个概念是否不太合适呢？我并不是说，所有水上人都没有故土或者故乡。首先，我相信会有水上人以前是在岸上定居的，可能由于生活所迫等原因变成水上人；其次，也有不少水上人是濒水棚居或岛居的，或者是在相对固定的地点船居的；最后，很多渔民是在固定的渔场捕鱼的，都会自称或被他称为某地渔民。但是，他们和传统牧民一样，生活方式是流动性的，他们的迁徙是日常性的（包括季节性的）；他们“以船为家”，说明没有一个固着于土地的“家”（或不动产），也就没有一个以这样的“家”为核心的“家乡”或者故乡；他们与大部分岸上人的迁移不同，后者是从一种定居状态到另一种定居状态，定居这一点是不变的。湖沙村下的船上人家从diaspora的本义来说，水上人也同样是处在不断“离去”和“散播”的生活状态中，他们是一种日常性的“离散”人群，是“更离散”的人群。他们是否有如跨国移民那样的乡土情怀或故园之思，还需要做大量的实证研究；在他们上岸定居之前，一般不会讲述“洪洞大槐树”或“南雄珠玑巷”那样的祖先故事，他们会像珠江三角洲的水上人那样说自己是“水流柴”，就是没有或不知故乡的。因此，diaspora的分析模式既是学术性的，更是意识形态性的，是与“后殖民”话语有关的。在这里，我不局限于犹太人、海外华人、非洲裔美国人这类研究中所使用的diaspora概念，而打算从其原初的含义出发。因为譬如所谓海外华人，可能最早只是往返游弋于东南亚的福建人和广东人，“华人”中的大多数都与此无关，离散只是一种常态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非常有意思的是，“离散”这个概念并不仅仅是一个外来词的中译，读过田余庆《拓跋史探》的人大概会记得他讨论过的北魏“离散诸部，分土定居”，当然唐长孺、李凭等对此亦都颇有论说。这里的“离散诸部”是北魏国家自上而下的举措，即将被征服的大部落分别迁徙到不同地方进行安置，以削弱其酋长的权力，而且，“离散”在这里用作动词。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游牧人群和水上人群的相似性，这一过程同样展现了流动社会向定居农业社会的转化。不同的是，北魏的“离散”是一种政权形态面对另一种政权形态的斗争方式，同时也是对原有的社会形态的解构和对新的社会形态的建构，即将群体性更强的游牧部落社会改造成更易为国家控制的个体小农。而本身就呈现为离散状态的水上人，正经历了一个看似反向的过程，他们在上岸之后，逐渐融入了一个更富组织性或更具共同体性质的社会中。因此，虽然因各自背负着不同的历史遗产而“离散”的含义不同，但这些人群都走向相同的终点。相对“离散社会”，对所谓“整合社会”也可以有不同层次的理解。一是离散人群的内部整合，比如基于生产协作、内部通婚形成的某种松散的合伙关系，比如通过类似“南北四朝”这样的进香活动形成的某种仪式联盟。二是离散/流动人群与岸上/定居人群之间的整合，就像上一章中举出的江南地区的仪式活动，既有水上人自己的仪式活动所表现出来的，也有与岸上人共同参与的仪式活动所表现出来的，最后可能形成的是市镇与周围乡脚之间的整体关系。三是在这一过程中，原有的“整合社会”（比如具有共同的仪式象征和地域认同）由于离散人群的不断加入，而被赋予了离散的或流动的社会-文化特征，从而使社会长期处于不断的整合行动之中。由此，所谓“乡村水利共同体”的问题也是无法回避的。关于村落共同体的问题，自日本学者清水盛光等人展开讨论以来，学术界已多有论及。滨岛敦俊的著作开宗明义，说“探索农民、农村社会的共同性问题就成了不可回避的事，本书最大的关心也在于此”。他指出，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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